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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到媒体到商业界到每个个体都在大谈特谈隐私保护,但依靠福利生活的母亲所享有的隐私权等同于缓刑期间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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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一位名叫芭芭拉·詹姆斯(Barbara James)的妇女走进纽约市一家社区法律服务办公室求助,希望对抗纽约市的家访政策。

社工告诉她,如果她想为自己和两岁的儿子莫里斯(Maurice)争取福利待遇,就必须接受家访,这是福利核查过程的一部分。

詹姆斯不希望官员搜查她的家,于是提供了自己有权接受福利待遇的文件。但因为她拒绝配合家访,政府依然拒绝了她的福利。

听到这,你感觉到不对劲了吗?

如今,从政府到媒体到商业界到每个个体都在大谈特谈隐私保护。但对于一个带着儿子,需要福利政策支持的单身母亲而言,她似乎没啥隐私权。

这件事的结果以“最高法院支持家访政策”为终结。更可怕的是,这种令人细思极恐的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

以隐私换取生存无异于对穷人征税

在圣地亚哥,一位母亲为了福利救济接受了官员不定期的探访,在此期间,她家中被搜查了两次。她的确获得了福利救济,但依旧因此福利救济行为不尊重个人隐私而起诉了市政府。

在这个案件中,市政府援引了詹姆斯案的判决结果,以维护家访政策。最终,素来重视个人隐私的美国市政府得出了如下结论:

依靠福利生活的母亲所享有的隐私权等同于缓刑期间的罪犯。

2007年,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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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产阶级和富人必须意识到,新的监控技术通常首先用于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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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情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其中一位名为米歇尔·E·吉尔曼(Michele E. Gilman)就曾提到:“我们为什么把依靠政府援助养活孩子的母亲比作缓刑犯?一位母亲想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何罪之有?”

吉尔曼是一位法学教授,她曾撰写过大量关于隐私法和贫困的文章。

比如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她就曾写道:“美国中产阶级和富人必须意识到,新的监控技术通常首先用于穷人。当这些策略蔓延到控制穷人之外时,任何反对使用这些策略的‘合理预期’都已烟消云散。”

以隐私换取生存无异于对穷人征税

米歇尔·E·吉尔曼

类似现象尤为多见。2018年,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经历了数据泄露门的Facebook正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一家专注隐私保护的公司。但对于穷人和边缘人物而言,他们的隐私正像上文案例描述的一般,遭到滥用、备受伤害,甚至从未被重视。

吉尔曼曾亲眼目睹了这些差异。

通过客户的故事,我对隐私问题产生了兴趣,我感觉这是有钱人专享的奢侈品。律师代理穷人时,难免会更关注眼前的需求,比如住房、食物和医疗,但尊严和自主权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但大多数美国人可不这么认为,因为类似事件早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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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属于收入转移,但有钱人却需要为了这些福利而经受咄咄逼人的审问、核查要求或家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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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大部分城镇都会设置一名“济贫监督员”,负责跟踪穷人,要么把他们赶出城镇,要么拍卖他们的劳力。

  • 现有的公共福利项目会向申请人提出极其详细和私人的问题,有时还强制要求他们接受家访、药物测试、指纹提取和生物信息采集。

  • 雇主监听低收入工人的电话,进行药物测试,监控闭路电视,还把心理测试作为雇佣条件。

  • 在某些州,囚犯想打电话必须首先同意接受声纹采集。

曾参与一个名为Our Data Bodies的研究项目的低收入者表示,数据收集方面的经历使他们感到不安、沮丧、不知所措、害怕和愤怒。然而,较高收入人群接受政府收入转移(比如离职金、退休金、社会救助金、公积金等)时却无需遭受同样频繁深入的数据采集待遇。

吉尔曼说:“在住房抵押贷款扣除、儿童保育税收抵免等方面,我享受到了宝贵的政府福利,我的雇主医疗保险也是免税的。这些和食品券或福利救济一样,都属于收入转移,但我不需要为了这些福利而经受咄咄逼人的审问、核查要求或家访等等。”

更可怕的是,一旦福利系统收集了申请人的数据,这些数据就会在多个政府和商业数据库之间进行共享和比较。比如逮捕记录(咱们中国人俗称的案底儿)就可能影响这个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住宿或其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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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隐私使得低收入人群更容易遭遇诈骗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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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影响是无形的,其原因是模糊的。吉尔曼指出:“我有一些客户因为不透明且无法解释的算法而被拒绝享受补助,律师很难提出质疑。我总不能拿一个算法来盘问吧。”

不仅如此,个人数据被用来阻止低收入人群获得资源或机会,也被用于针对低收入人群的掠夺性营销,比如发薪日贷款,甚至是直接的诈骗。

2015年一项关于数据隐私和安全的调查中,48%的低收入群体表示,他们“非常担心”成为网络诈骗或欺诈的受害者,而在收入最高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24%。家庭年收入在2万美元以下的人群中,11%实际曾是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而年收入在10万美元或以上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4%。

吉尔曼认为:“缺乏数据隐私对低收入人群的危害比中高收入人群更具体。你成为了掠夺性金融服务的目标,或者陷入另一个极端,被排除在更理想的服务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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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不纳入福利体系,穷人就能躲过一劫?当然不!生活在数据采集系统之外,无法在社会上得到发展,他们享受到如此多的“隐私”,以至于变得越来越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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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歧视只针对需要被照顾的弱势群体?当然不!

在美国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散工、无家可归者和有犯罪前科的人……他们正在遭受着另一种数据极端的折磨:生活在数据采集系统之外,无法在社会上得到发展,他们享受到如此多的“隐私”,以至于变得越来越隐形。

生活在这种“监控盲区”,其危害或许等同于持续严密的监控,而它往往也是对监控的一种排斥反应。

监控盲区的居民可能没有永久住址、社会保险号或移民证件,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取所需资源,得不到合法就业机会,不能投票,也会被决策者忽略。

举个例子,生活在美国的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中,许多人从事低工资的危险岗位,他们的工资被克扣或拖欠,工伤也得不到补偿。

吉尔曼说:“我帮助诊所里的人追讨工资。这些人拿不到薪水,要证明情况,你就需要记录。但他们没有记录,因为那属于地下经济。事实上,没有人想要绝对的隐私;我们是希望能够选择何时放弃,何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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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低和技能低的用户进行双重认证的成本要高得多。对于资源最少的用户来说,有时候安全/隐私太耗费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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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对于穷人而言,隐私保护成本太高了!

美国数据与社会研究所(Data and Society)的玛丽•马登(Mary Madden)曾主导过一份调查,研究了低收入群体对数据隐私的敏感性。最终得了以下几个个重要结论:

  1. 大家对线上、线下的隐私安全均存在担忧;

  2. 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美国人非常清楚忽视隐私的危害,他们非常担心隐私泄露,但他们不清楚哪些已经泄露以及这些信息将被如何使用;

  3. 低收入的美国人正生活在一场隐私危机中,与其他收入群体相比,他们是数据收集更加积极猎取的目标,也因此承受了更具体的伤害。

  4. 低收入人群很少使用基本的隐私保护措施,而且学习隐私保护策略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

马登说:“在你拥有的时间和资源以及你能够保护某些信息的程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权衡。”

她的发现得到了安全研究员埃莉萨·雷德迈尔斯(Elissa Redmiles)的支持。:“社会经济地位低和技能低的用户进行双重认证的成本要高得多。对于资源最少的用户来说,有时候安全/隐私太耗费时间了。雷德迈尔斯说。

雷德迈尔斯还发现,收入较高的用户,更有可能依靠更权威的安全建议来源,比如工作场所的IT专业人员或高质量的网站。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互联网用户更有可能从朋友和家人那里获取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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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不尽快开始关注贫困人口隐私问题,我们只会继续维持隐私富裕和隐私贫困之间的鸿沟,隐私成了富人独享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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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或删除已收集数据方面,低收入用户也处于不利地位。

根据2018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的规定,欧盟公民可询问企业存储了哪些个人数据,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要求将这些数据从企业数据库中删除。

其中一项被称为“被遗忘权”的条款规定,欧盟公民可以要求从搜索引擎结果中删除个人数据。对于较赋予用户而言,这并非难事。Igniyte等声誉管理公司每月收取1,850至26,000美元的费用,通过删除或封锁负面内容、添加正面内容和调整搜索引擎优化,修复个人或企业的网络声誉。但对于穷人而言,他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为名誉而战。

“国家正在认真考虑全面的隐私立法,这是一个变化。”吉尔曼说,“我只是想确保,如果相关法律得以通过,我们能够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他们的隐私经历和我们不同。否则,我们只会继续维持隐私富裕和隐私贫困之间的鸿沟,隐私成了富人独享的奢侈品。”

佛蒙特州一项新法律要求购买和出售第三方个人数据的公司必须向国务卿登记。而加州颁布了一项法律,将于2020年生效,旨在为美国提供迄今为止最强有力的个人数据保护。

吉尔曼认为,更严格的保护措施——如GDPR的解释权——将进一步帮助被边缘化的美国人。解释权的意思是,如果算法拒绝让你获得某项福利待遇或贷款或工作机会,你至少有权问为什么。吉尔曼称,被遗忘权可能也很适合美国文化。

她说:

在美国,很多人徘徊于贫困线上下。大多数美国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陷入贫困。能够重新开始,不再因为曾经需要公共福利救济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被污名化,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实际上似乎也符合我们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

个人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保护自己的数据,但收集、销售和操纵个人数据的企业生态系统已经变得极其复杂,甚至连专家都无法驾驭它。马登说:“指望个人用户对自己的隐私状况负责,这种要求已经越来越不合理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更多地考虑采取应对措施,包括政策措施在内,让企业在做出选择时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

文 |Ciara Byrne

翻译 | 李美玉

编辑 | 和星星

图片 | Albert 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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